23米古城墙穿4层“衣服”平移30米
编辑：admin 日期：2019-08-22 12:46:02 / 人气：
发现
出土遗存最早可追溯至宋代
武胜门遗址位于武昌区得胜桥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南侧。此处北城门为明代武昌城扩建时所建，是城北修筑的惟一一座城门，起初叫草埠门，1535年，明都御史顾磷改称为武胜门。从现存的史料记载和其他城门图片对比可知，武胜门应由城墙、城门楼、门道、瓮城、城壕五部分组成。
武昌区政府在《武昌千年古城保护与复兴规划》中，将武昌古城武胜门遗址纳入保护规划，与地铁建设相结合，拟对该城门建筑群遗迹进行保护性利用，形成一个具有古城门历史文化主题的站点。
2018年7月，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武昌区政府的委托，对武胜门建筑群基址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，2018年12月中旬开始对城门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清理工作。
据介绍，3次考古清理共完成面积3790平方米。清理出城门相关遗存有：明代瓮城东西南北四方墙体、瓮城排水系统、筑城的石灰池、宋代单体墙遗迹、元代增修墙体遗迹、黄褐夯土层遗迹等。
一些发现对了解和认识明代武昌城城墙、城门等建筑技术和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：如城门遗迹平面布局呈“且”字形，由凸出的方形瓮城与曲形的南墙组成，东西宽59米，南北进深53米，西墙最长处达64米。
又如，可看到城门遗迹各部位结构形式，反映不同时期城墙修筑形式和区位布局的不同。瓮城墙采用夯土墙内外包砖墙的形式修筑。南墙采取单砖墙砌筑于黄土台边沿，部分是在宋、元时代城墙基础上加固包筑而成。排水系统则分明排水系统和暗排水系统，采用砖石砌筑。遗迹分属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多个时期，不同时期城墙遗迹的分布与走向有所不同，部分遗迹相互叠压，显示出城门遗址的年代痕迹。
城门遗址处地层堆积厚而丰富。有民国文化层、清代文化层、明代文化层、宋代文化层、早期淤积层，最厚处达4米。反映北城门性质功能的演变。考古清理中，发现明清瓷片、宋代瓷片、带有铭文的城墙砖。
市考古所专家认为，这些发现有利于复原明代武胜门的原貌，也有利于认识宋代以来武昌城的历史变迁。
现场
23米古城墙将平移30米
20日下午，记者来到位于得胜桥路的武胜门遗址，周边正在进行地铁5号线与和平大道南延工程建设，原本繁华热闹的得胜桥路已是一片工地，四周围上了挡板。
由于与地铁、与和平大道南延施工区域有重合，武胜门遗址的文物保护迫在眉睫，“按照地铁施工需要，我们对不涉及明挖的地段用保护性回填方式解决；对需要明挖的部分用整体搬迁和就地平移的方式来进行保护”，市考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工人们正在给一段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城墙刷石膏浆、贴棕片，“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相对保存最完好的一段城墙，长23米，高约1米，本体重约250吨，加固后接近400吨。石膏和棕片就像保护服把它护在中间，一共要‘穿’上4层。”据介绍，之后还将用钢材对它托底、固定，并铺设旋转轨道、平移轨道，就地平移30米后，在一处空地搭建工作棚保护。待市政施工完成后，再回到原址。
更多的城墙则采取“分段切割、整体搬迁”的方式：首先在墙体的两侧按箱体的高度，挖掘沟槽，两端人工揭取、凸出墙体；随后修整墙体周边，要求四角方正，周壁平整；墙体外依次铺垫塑料薄膜、遮阳布，然后用石膏、棕片围贴加固；将墙体打包进铁箱，用挖掘机等起吊、叉运，运入专门的库房封存。铁箱统一制式，长1.8米、宽约0.9米、厚0.6米，目前已装200余箱，预计全部搬迁文物将达400箱。
不在市政施工范围内的遗址部分，采取保护性回填方式：建保护隔离带、铺垫遮阳布、盖约20厘米的河砂，再盖遮阳布、回填泥土与地面相平，以避免文物暴露在施工环境中。
“这些保护措施最终目的是原样复原”，现场负责人介绍，此次的工程始终贯穿三大原则：“最小干预”“原址保护”“整体保护、局部搬迁”，即能不搬迁的最大限度回填保护，非搬不可的尽可能整体搬迁、减少二次破坏，局部搬迁应具备可还原性。
为最大程度原样复原，搬迁工作作了充分准备。搬迁前，对每一层砖平面拍照记录、编号，实现一砖一号。搬迁后，对遗迹进行完整的资料记录，包括对整体遗迹三维建模、测量、摄影、照相、绘图、编号登记等。“这段墙原来在什么地方、什么高度、什么朝向，复原后，它就在原来的地方。”
未来
或建成考古遗址公园
在地铁、道路施工工程完成后，武胜门遗址有望建成考古遗址公园，对公众开放。
武汉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向虎雏认为，武胜门遗址保存着千年的筑城衍变，留下了原始实物，是极其珍贵的武汉城市年轮的实物标本，必须精心保护。他呼吁，参考广州市北京路“千年古道遗址”成功保护经验，对武胜门遗址实施保护。在广州北京路上，承重数十吨的钢化玻璃罩
着“千年古道”的南、北两坑，市民和游客透过钢化玻璃可观赏到广州城5个朝代的11层古道。向虎雏认为，在商业街上还原古道，这种简捷易行的方案不仅兼顾了城建发展和文物保护两方面，也有效地保存了遗址原生态的全部信息。
市政府参事胡全志认为，与其他城市相比，武汉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并不多，能发掘的更是非常珍贵。武胜门遗址，可以说是武汉的“城市之根”，如能在不影响城市建设的前提下，尽可能保留下来，将是城市之福。
著名学者冯天瑜：
这是武昌城垣最重要的发现
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导冯天瑜表示，武胜门遗址是武汉城市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，它的城墙上有数个朝代的存积，信息丰富、保存完整，可说是武昌城垣最大、最重要的发现，对认识武昌这座城的历史，具有很高的价值。如果能原址保存，是对它最好的保护。
“这是唯一在中心城区发现的武昌城墙遗址”，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、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导王汗吾认为，城墙是一座城的历史记忆。拥有悠久历史的武昌城，不仅存在于“光荣北伐武昌城下”的新四军军歌中，存在于辛亥首义的第一枪中，如今更有了实体的“记忆”。上世纪20年代的拆墙风，使得武昌城墙保留下来的极少，而近来关于武昌城墙零星的发现也难以兼顾真实与完整。武胜门遗址，如果与已复建的起义门遥相对应，对于复原武昌城市记忆具有重大意义。
湖北省图书馆退休研究员昌庆旭数次到武胜门遗址现场查看，他认为，武胜门遗址是唯一能看到武昌城城市年轮的实物标本。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证明在于有古城墙，武昌古城砖砌城墙始于唐代中期宝历元年（825年）。武胜门有瓮城，是十分规整的老城门之一，也是武昌古城北城唯一的城门，史有“北门锁钥”之称。武昌城几个朝代的城基都在这里，这种标本十分可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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